进入 巴曙松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经济金融政策 房地产发展 。
按理说，强制性官利的必要性大大下降。可是，今天的股票流动性和技术条件完全不同了，不应该还依赖强制性分红政策。
也就是说，崇祯二年朱世荣的家产分拆采取分产不分业的方式，使分家后原有的商业经营以合伙企业的形式继续，但产权和利润在诸子中均分。（本文为作者在喜马拉雅《陈志武教授的金融课》的讲座文本） 进入 陈志武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分红 官利制度 。朱荫贵先生指出，1870、1880年代官利一般每年10%，清末降到8%，民国1920、1930年代降到6%，而且都是只要股东交付股金，无论公司是否开工、是否有收入，官利随即计算并按期支付。清代的官利制度 你知道，到了十九世纪晚清洋务运动时期，郑观应、薛福成、李鸿章、张之洞等在鼓励引进西方技术的同时，也推动股份有限公司制度以及股市的发展。官利或正利都是因所有权和经营权出现分离后才演变推出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有的股东不参与日常经营但投入自己的资本、分担企业风险，使掌握经营权的人和拥有企业产权的人不再完全相同。
通过强制分红强化股票的债性后，就迫使很多公司以股本给官利，或借本以给官利，这必然增加公司今后发展的负担，迫使上市公司追求短期利益，不敢冒险创新，削弱股市对创新发展、对增长的资本贡献。当然，正如我们以前谈到的，虽然晚清股票可以交易变现，但交易量毕竟有限，交易成本也太高，再加上那时的股市乱象，对投资者权益保护差，因此，股份变成股票后带来的流通性好处有限，不至于高到完全可以抵消官利的必要性。金融机构的抵押要求和贷款成本的确对穷人不利，但，这是银行应对信息不对称的反应。
如果是强化金融管制，那就迫使银行放弃对低收入群体的服务，将他们拒之门外，没有激励去改善处理信息不对称的能力。再就是，放松管制使得贷款利率降低，减轻企业的借贷成本，从而让地方企业获得更多贷款，从而扩大生产，进而增加劳动力需求，提升就业和收入。其次，放松管制提升了银行的业绩和效率，让银行降低贷款的抵押品要求，使一些本来得不到贷款的低收入群体能够获得信贷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 背景其实很简单。
最后，美国银行业原来一直受到严格管制，1970年代开始放松管制之后，金融的普惠性逐步得到释放。由此，你看到，以保护老百姓为名的金融管制，实质上是害了低收入群体。
结果呢？当然事与愿违，因为新政必然压低新房供应，使房价更涨，而且没钱的草根不再能进入房地产创业。因此，收入分配的畸形程度降低、变得更加平衡。你知道，好的金融制度可以缩小收入差距和机会差距，但坏的监管政策可以恶化收入差距。如今，银行作为金融中介，必须积极地在全国范围内寻找优质的公司发放贷款，而不能简单地只贷款给长期合作的本地公司。
进入 陈志武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金融管制 。只有放松金融管制，让金融机构充分竞争之后，银行才有激励在竞争中不断发展、完善自身，才能提高运行能力、增加对草根群体的服务。结果，低收入群体、黑人群体成为最直接的受益者，他们的收入显著上升，而中高收入群体的受益程度不明显。这些研究结果跟中国房地产行业的管制结果一致，因为房地产管制政策越严、越细之后，草根越来越难以进入房地产。
1990年代中期房地产市场刚起步，只要你中标买到土地并得到相应的行政审批，即使你自己没有资金，也可以通过土地使用权抵押从银行得到贷款，再加上提前预售楼盘，这使许多草根出身甚至农村出身的年轻人也能加入房地产创业，自有资金不是门槛。因此，金融完全可以普惠，帮助改善普通人的收入机会，但前提是看得见的手不能干预太多。
他发现，在控制了个人特征和其它因素之后，放松金融管制显著降低了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工资差别。他们比较各州在放松管制之后与之前的收入分配变化，特别是综合考虑各州的历史与经济背景差异。
了解德国银行业的故事后，你可能更加好奇：当初美国为什么那么害怕银行做得太大？如果说起初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老百姓，让老百姓不至于受到大银行的任意宰割的话，那么，实际效果如何，是帮了老百姓还是害了他们呢？ 对于这些问题，你会很有感触，因为很多初衷良好、很善良的管制政策，结果都是事与愿违。由于早期美国各州的独立性强，各地经济发展极不均衡，东西南北的悬殊较大，当时很多人真的认为，禁止银行跨州经营、禁止银行间吞并，一方面更能适应各州经济自身的均衡发展，另一方面使银行的规模不至于太大，因为他们担心过度竞争会招致银行间的并购导致银行数量减少，然后剥夺穷人的经济机会。他们发现，放松金融管制后的十年里，失业率显著下降。从那以后，房地产行业越来越是少数已经成功人士和国企的俱乐部，草根年轻人不再能重复潘石屹、冯仑的故事。金融具有天然的普惠性，因为越是收入不够充裕的人，就越需要利用金融工具，把收入跨越不同时间做精细配置。管制政策增加了收入差距和机会差距。
他们看到，由于美国50个州中，是否允许外州的银行进入本州经营是由州议会而不是联邦政府决定，但各州的政治格局和经济状况又各不一样，所以，各州废除限制政策的时间很不同，这就给他们研究回答上面的问题提供了很好的背景。金融服务对穷人的边际效用比对富人更高。
因此，美国历史上有过数量众多的小银行。一直到1970年代之前，多数州只允许银行在本州内开设支行，有些州则执行单一银行制（每家银行只能有一个独立网点，不能设分行）。
即使监管者是出于提升金融的普惠性而强化监管，在实际层面，金融机构还是会首先牺牲低收入群体。那时候，房地产真不只是富人的游戏，因此，潘石屹、冯仑等当年的普通人也能进入房地产创业致富。
这个局面维持多久呢？从1970年代到1990年代，大部分州先后废除了对银行的跨州经营限制。这说明，金融管制之下，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往往不会牺牲对富人和白人的服务，但会减少对低收入群体和非白人群体的支持，就跟中国的情况类似，因为在国内，任何时候金融环境一旦收紧，对国企的金融服务不会受影响，但对民企和草根群体的金融支持会减少。那么，银行管制政策放松之后，各州的收入分配结构是恶化还是改善了？尤其是当初推出管制政策是为了保护草根老百姓的收入机会，所以，最重要的问题是：放松管制后，低收入群体的局面是变好还是变坏了？ 布朗大学的Ross Levine教授等三位学者（Beck, Levine and Levkov）在2010年发表了一篇研究，尝试回答这些问题。基于同样的忧虑，第七任总统安德鲁·杰克逊反对授予美国第二银行跨州界的联邦银行特许权。
监管者制定政策时必须考虑到收入分配后果。尽管美国全国的收入差距指标在1971-2005年间呈恶化趋势，但相对于全国趋势，早早放松管制的州，州内收入差距状况却得到改善。
比如，房地产贷款政策就是一个例子。可是，从2003年开始，老百姓呼吁政府调控房地产价格，矛头指向开发商，于是就逐步推出房地产新政，不断抬高开发商自有资金占比，包括土地价全由自有资金支付，等等。
在后续研究中，Levine教授也考察了那一波放松管制对不同种族的经济机会的影响。为什么放松管制对草根阶层更有利，而不是反之？ 这几位教授提供了三个解释：首先，放松管制使竞争更加激烈，赶走一些原来无能的本地银行，让低收入群体得到更多的金融支持，尤其是可以得到更多贷款服务。
尤其是他们也发现，放松管制让最穷的四分之一人口的收入增长5%，但对中高收入者没有显著影响那时在中国，哲人都忙于为专制皇权的绝对性著述、做解释。根据文字的形象得出君王专权的天经地义，是自说自话，不是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客观规律。但这些基金产品中必然有很多是多余的，不可能创造真正的价值，为什么它们还能存在呢？ 我们再看看另外一个真实故事，以便于理解基金行业怎样创造价值。
结果，低收入群体、黑人群体成为最直接的受益者，他们的收入显著上升，而中高收入群体的受益程度不明显。可是，他上台后，大举支持股市，3 年内股价上涨41%，而不是人们之前担心的股市会消亡。
1262 年，威尼斯政府首先把众多短期债合到一起，建立一个债券池或叫基金，然后把该基金的份额按证券的形式分售给大众投资者，这种份额的实质是债券，可以在公众市场上随便转手交易。到今天，共有100 家公司在伊拉克股票交易所挂牌上市，每天只有30 只左右的股票有交易，每天大约交易300 笔，交易额不到100 万美元，市场十分清淡。
别人害怕，我就贪婪 （意思是，当别人什么都不怕、疯狂买股票时，我就应该减仓，跑路。这十分重要，否则，就会出现股市一下跌，就怪证监会主席的偏颇认识。